
有学者认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共经历了四次人才大流动,将目前这轮正在进行的人才流动称为“第四波”。
第一次人才大流动。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策:国家正式发文,鼓励人才流动。同时严格限定,流动必须“正向”,即从国企流向集体企业、从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从内地流向边疆。标志性事件:1983年3月,全国第一家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沈阳人才公司诞生。现象:1986年,人才流动出现异常高峰,许多人不辞而别,成为没有档案的“黑户”;抢夺人才的恶性事件也频频发生,有关部门随即出台强硬措施,流动戛然而止。
第二次人才大流动。时间:1988年至1989年。政策:中央鼓励知识分子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可以辞职、兼职、停薪留职、创办和领办乡镇企业,同时也支持三资企业的用人自主权。现象:百万大军下广东,赴苏南,一时蔚为壮观。这次人才流动是全民性的,规模大、有组织,‘下海’一词出现,人才服务业务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涌现,为保证这些不具备管理档案权限企业能够用人,各地的人才交流中心诞生了挂靠档案的业务。标志性事件:一位年轻人毅然脱离了科研机构,签订了北京第一份人才流动协议,该协议编号“003”,成为北京现存最早的一份人才档案管理协议,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第三次大规模流动。时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现象:人才流动空前活跃,仅1992年7月一个月,《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10多家报纸刊登重金招聘人才的广告185个。山东省第一个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向全国、全世界招聘人才。市场在人才调配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单位把人才的进出管理交给中介机构,大学毕业生就业开始实行双向选择。北京、上海、广州等几大人才服务中心空前火爆。
第四次大流动。时间:目前进行中。背景:国企改制、产业结构调整、户籍制度改革、国际人才市场进入、跨国公司大量空降及迅速本土化。预测:国际性的人才价格、理念,国际性的评价标准,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中国人才配置的既有格局。第四次人才流动的流量和流速都会超过前三次,流动的人数也将呈几何数增长,第四冲击波的影响,绝不亚于前三次。
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四大流向:从农村、小城镇向大中城市流动;由内地落后城市向沿海发达城市流动;由各地传统经济部门向新技术、新产业开发区流动;由技术力量雄厚的部门和单位流向技术力量薄弱的部门和单位或技术雄厚部门或单位之间的流动。
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对我国具有特殊意义,并将在长时期内在我国多种劳动力流动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是研究的重点。
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50—70年代末,这一阶段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较慢,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数量相对较少。
第二阶段是80—90年代末,这一阶段城市化速度较快,不是以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为主要特征,而是以开放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对户籍管理工作进行试验性改革,积极引导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结合等为主要特征。
第三阶段是2001—现在,在更为市场化的条件下推进,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正在酝酿对户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
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农村进城劳动力与城市剩余劳动力之间争夺就业岗位的冲突。农村进城劳动力成为社会管理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户籍障碍;信息障碍;成本障碍。
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的流动转移受阻,导致了我国三大产业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状况不合理的格局。
系数较高说明在该产业中相对于产值比重而言,劳动力的比重较小,反之,说明劳动力的比重偏高。上表反映了一个不发达的二元经济社会的特征,即农业存在着大量的过剩余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需要将其大规模转向工业趋向。
改善我国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对策:应降低劳动者偏高的流动成本;将劳动力流动作为一种投资行为看待;强化劳动者的流动激励,通过财政援助推动劳动者的流动;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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